刘中民身上从不缺少光环——27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（简称“大连化物所”）甲醇制烯烃研究组副组长，31岁成为研究组组长，34岁成为研究室主任，51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科研生涯硕果累累，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攻坚。回望过去，现任大连化物所所长的刘中民称，科研让自己兴奋。2010年8月8日，世界首套DMTO工业示范装置一次开车成功并稳定运转。次年一月，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。这是刘中民担任组长完成的一个重要突破，带领团队躬身数载，刘中民至今记得成功投产那一刻，“所有人都沸腾了，大家激动地流下眼泪，这代表着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正式投入使用，我们做研究的就是为了最后能够应用。”
走出实验室，走向工业化
刘中民读书时正赶上“科学的春天”。彼时，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传遍街头巷尾，其中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精神影响了一代人，也让科研开始在刘中民心中萌芽，希望自己也能有机会攀登科学高峰。
1979年，在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氛围下，刘中民考进郑州大学化学系，四年后进入大连化物所读研。
“迷迷糊糊”，刘中民这样描述学习进阶之路。尽管尚不知自己所学有何用，却也开始慢慢接触煤制烯烃的研究。
彼时，全球刚经历两次石油危机，石油价格飙升13倍，最高至39美元/桶，不少国家开始思考石油用尽后的对策，并启动了以煤经甲醇制烯烃为主的科技攻关计划。也是这个时候，刘中民所在的大连化物所承担了甲醇制取低碳烯烃（MTO）研究工作，推出“煤代油”方案。
刘中民进入大连化物所，从小课题开始研究，硕士期间就已经接触国家项目的部分研究，从一名学生到助理研究员再到副研究员，他逐渐感受到科研的魅力，也意识到自己积累的知识最终要解决哪些科学问题。
1995年夏天，还在上海青浦做试验的刘中民，得知自己成为甲醇制烯烃研究组组长。当年，刘中民仅31岁。
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是石油危机下的一种尝试，即从煤或天然气出发制取化工产品，以煤代油。刘中民解释，我国“富煤、缺油、少气”，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现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格局。随着国际形势不稳定、不确定性日趋复杂，煤炭是维护我国能源安全最可靠资源。
1995年，刘中民带领研究组完成了流化床MTO过程的中试运转，次年这一成果获得了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以及原国家计委、国家科委与财政部联合颁发的“八五”重大科技成果奖。
“八五”攻关任务收官，大连化物所这一研究并未止步，而是有意由实验室推向工业化，真正实现落地。此后，刘中民带领团队着手研究MTO的工业性试验，并将技术命名为DMTO。
现实远比想象“骨感”，其间正值国际油价下跌，一度跌至不足10美元/桶。与石油制烯烃相比，煤炭制烯烃的成本太高，这直接影响了DMTO的经济性，企业不愿投资，国家经费也没能拿到。
研究陷入资金短缺僵局，刘中民没有放弃，在推动技术研发的同时，他四处奔波寻找项目经费。
直到油价逐步回升，甲醇制烯烃再次被关注，刘中民团队也得到了来自陕西新兴煤化工公司8310万元的投资机会。2004年8月，大连化物所与陕西新兴煤化工公司、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合作，各自发挥优势开展合作，共同开发DMTO工业化成套技术。计划在大连化物所中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建设一套年加工1.67万吨甲醇的工业化试验装置。
将技术由实验室带到工厂，实现“零”的突破
把技术由实验室带到工厂，不是简单地放大。十几人到上百人，36米高装置，这些对刘中民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。“如果投产成功了，我们的煤化工出路也就打开了。这一步一旦失败，说明战略方向有问题，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政策和产业发展。”
提起这段经历，刘中民坦言，工业性试验时压力最大，“8000多万巨款，一大群人为此努力。我作为总负责人有很大的责任。”
重压之下，刘中民从未对这一技术产生过怀疑，更多的是担忧安全及环境问题。这些在实验室不太会遇到的问题，走进工厂就需要格外注意，出了问题可能会直接导致项目“夭折”。
“中途被毙，做了一半等于没做。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，失败了就再也不会有了。”
刘中民回忆，当时工业性试验装置建在华山脚下，远处经常会传来采矿放炮的闷响声。刚开始每次声响自己都会心中一惊，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
时间久了，他会去看装置火炬亮不亮，“只要火炬亮着，我们的装置就没有大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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