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,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月度研判会在北京召开,主题为“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”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、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。
曹远征指出,双碳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,但不要把它变成冲击性的,它应是静悄悄的革命。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,是由于绿色转型在经济发展和双碳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径,搞不好能源价格真的会涨上去,而经济增长真的会掉下去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现场发言,整理主要观点如下。
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
曹远征指出,国际经验表明,一旦进入工业化后,尤其是重化工业化后,一国的能源使用总量和单位GDP能耗都会提高,体现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的提高。由于电力是工业使用的主要能源,电力生产和消费弹性提高更快。只有进入后工业化,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,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才开始稳定并趋于下降。正是这个原因,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实现了碳达峰。
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,尤其是电力符合这一规律。
曹远征表示,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中国的重工业再次超过轻工业,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大大提高。“十五”后期达到最高值,2004年为1:1.6左右。也就是说,一个单位的GDP增长,需要1.6倍的能源才能支持。“十一五”期间,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,仍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,并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,当时的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维持高位难以下降。
转折发生在“十二五”期间。曹远征指出,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,成为第一大产业。随着国民经济结构这一重大变化,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开始下降,到“十三五”期间基本维持在1左右。由此,煤炭成为过剩产业,需要去产能,2015年煤价也下落到350元每吨,构成了整顿小煤窑、加强安全生产等政策出台的背景,结果是煤炭企业数目减少,煤炭产能下降。
“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进入中后期,服务业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,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,‘十三五’规划有条件引入了能耗双控指标,中国有条件考虑碳排放问题”,曹远征指出。
正是在这个基础上,从2009年哥本哈根的“世界气候大会”到2015年的“巴黎气候大会”短短6年间,中国可以从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转向可以加入《巴黎气候协定》,并承诺2030年碳达峰。
“从减排政策上看,与2015年相比,目前唯一的变化是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。碳中和目标对碳达峰虽然有约束,但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并不能构成根本性限制”,曹远征表示。
曹远征指出,从长期看,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依然指向服务业,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仍然会回到1以内。因此,随着2035年GDP翻一番,能源和电力也将翻一番,增长部分可以由清洁能源来满足。预计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,碳排放总额为110-115亿吨,即在目前93-95亿吨基础上增加20亿吨后,然后开启碳中和进程。
防范煤炭价格大起大落
“当前能源尤其电力的短缺是短期异常因素造成的,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,也有需求方面的扰动”,曹远征表示。
从供给方面看,将减排当成了减煤,“运动式”减碳,使煤炭供给快速减少,引起煤价的急剧上升。动力煤价由今年5月的每吨600多元涨到将近2000元,短短三个月几乎翻了三番,超出常态。
从需求方面看,中国尤其南方省份,因疫情缘故,出口强劲增长,今年1-9月,中国出口增长22.7%,中国出口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升到14.6%,较2019年提高了一个多百分点,并且多是传统的工业制成品。
曹远征指出,出口的快速增长,使过去已退出市场的产能重新开工,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再次上升,回到1以上。由此产生了“能耗双控”超标的风险,促使地方政府“拉闸限电”。
曹远征表示,要警惕短期能源和电力供应紧张对长期政策的扰动。从需求来看,预计明年中国出口的增速会回到个位数,大致在5%左右,对能源和电力的需求随之疲软。因此,对当前能源短缺的困难状况不宜估计过高,反而要防范因价格暴涨刺激煤炭供给过剩,造成明春煤价的再次大幅下跌,防止煤炭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议程。
大力发展清洁能源,仍需煤电的稳定运行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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