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全国每产20吨煤，就有1吨来自神东。”作为我国首个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，神东煤炭集团已累计为国家生产清洁煤炭超30亿吨。13个“特级安全高效矿井”，12个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，6个煤矿单位安全生产十周年以上，采掘机械化率达到100%，原煤生产效率最高超过124吨/工，主要指标达到国内第一，形成了以千万吨矿井群为特征的神东模式——这里不仅是我国最大的井工煤矿开采地，更成为世界煤炭行业安全、高效、绿色、智能生产的典范。
殊不知，就在30多年前，这片处于陕西榆林北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南部的土地还是一片荒芜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，当地守着“聚宝盆”却无力开发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关怀和有关部委的支持下，神府煤田开发被列为国家“七五”计划重点项目，开发大幕由此开启。
当地老乡口中的“黑石头”“黑疙瘩”是怎么被发现的？矿区开发决策经历了哪些波折？拓荒者们又是如何用双手唤醒沉睡的煤田？多位亲历者为我们讲述了当年那些人与事。
讲述人刘汉武：像当年支持红军闹革命那样支持神府煤田开发
1987年1月-1996年10月，历任陕西省神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副总经理、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副总经理、神华集团神府精煤公司副总经理。
我是一名有6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也是神府煤田的“退役老兵”，开发神府煤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心愿。
20世纪70年代，榆林还是“老少边穷”地区之一，这片热土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，但也处于落后闭塞的原始状况，没水、没电、没路，民间流传着“神府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掏苦菜”的说法。
煤田的前期工作始于1981年至1985年，当时工作量大、面广，涉及方方面面，地方政府把这些工作列入年度考核任务。比如1984年，当时的榆林行署提出14条神府煤田前期准备工作意见，这一安排对煤田的顺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期间，有很多事情值得回忆。当时榆林有规定，进京不能带车，地委书记去北京，也只能送到附近火车站坐火车。为了给煤田跑前期，我是第一个带车上北京的人，给我派了一辆212吉普车。从榆林到北京，开车要两天时间，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，除了自己带些油，加油需要油票。油票分为本省油票和全国油票，政府重视，特批了1000公斤全国油票，我都舍不得用。
在开发前期的四五年里，经委主任、能源办主任、煤炭局局长等职务成了我的个人“专利”。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干，但是我想，只要干就会有办法。我自己算过一笔账，如果开发煤田，光是就业岗位就能提供两三万个，榆林待业青年的大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回过头想想，“干总比不干强”，当时就是这种心理。
尽管当时自然条件很差、经济贫困落后，但是地方政府、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，期盼早日开发，喊出了“像当年支持红军闹革命那样支持神府煤田开发”的口号。1982年，185地质勘探队开始地质勘探，任务是11000米，经费和勘探任务捆在一起，超亏不补、节余归己。当年10月，185队已完成任务，按规定可以放假休兵，但他们主动要求继续勘探，经费不足就自行解决，当年12月份提交了《陕北侏罗纪煤田榆（林）神（木）府（谷）勘探区普查找煤地质报告》。这份报告的提前完成，对争取煤田早日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1985年5月15日华能精煤公司在京挂牌成立，陕西、内蒙古分支机构相应组建，煤田开发由此启动。
讲述人李智盛：李鹏同志说了一句话：“非常好！”
1977-1981年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副组长，1981-1985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，1985-1991年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。
神府煤田开发的决策过程我最清楚了。当时，我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，这个职位不高，但是非常重要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共有三项任务：第一是调查研究；第二，向中央提出决策性建议；第三，负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务。神府煤田的开发决策，由中央经济工作决策机构牵头推进，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。
那个年代，我国80%的用能是煤炭，铁道部就是个“运煤部”，80%的任务都是运煤。当时，山西大同的煤炭开采计划只有6亿吨，开采年限所剩无几，必须再找一块新的煤炭基地。我国煤炭主要分布在西部，新疆虽然有煤，但因距离太远，运输成问题，最现实的接续基地就是离北京不到1000公里的神府煤田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时，我就讲了这些道理和形势。我说，咱们想办法带着领导去看看。回来专门开一个小组会议，其他同志都同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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