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强调“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”。其中，在提及“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”方面，明确提出“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”。
“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，旨在通过技术创新、政策引导、市场机制等多元手段，推动煤炭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。”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原副校长姜耀东说。
“当前，我国原煤洗选加工、燃煤清洁高效发电、现代煤化工转化、工业和民用散煤治理都取得了重大突破，从技术和装备层面已经基本满足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治理要求，大量新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可用、能用。”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原理事长张绍强表示，“不过，我国各地区燃煤污染治理发展目前仍不平衡，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，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十分必要。”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提出“四个革命，一个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战略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陆续颁布一系列政策文件，煤炭清洁利用上升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。
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、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长刘峰介绍，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10年来，煤炭行业充填开采、保水开采、煤气共采、煤水共采、边采边复垦等绿色开采技术应用范围不断拓展，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推进，矿井水综合利用率、煤矸石综合利用处置率、土地复垦率大幅度提升。
与此同时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内涵不断深化、外延不断拓展，对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。
统筹健全长效机制和普惠机制
煤炭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，在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我国能源消费总量57.2亿吨标准煤，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5.6%，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5.3%。
“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同时，如何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。”姜耀东说，“‘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’的提出，是对这一挑战的直接回应。”
张绍强指出，在燃煤污染治理上，“2+26”城市（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28座城市，其中“2”代表北京和天津，“26”代表河北、山西、山东和河南的26座城市 ）治理效果较好，其他地区却参差不齐。
“不是因为技术不好、装备不行，而是管理机制和标准不一致、政策执行不力、差异化政策宽严不济，导致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燃煤污染。”张绍强坦言，虽然中东部地区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取得较好成效，但一些行为是在政策高压下的突击行为，还没有完全转变为普遍的自觉行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统筹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长效机制和普惠机制意义重大。
如何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？张绍强提出五点建议。
一是要政策性、强制性提高全社会的用煤质量，提高商品煤品质标准，从源头上消减低品质煤进入消费市场。
二是对大宗用户严格执行超低排放、超洁净排放标准，对达不到排放要求的用户限期整改升级，整改提升后仍然不达标的企业坚决关闭淘汰。
三是严格限制散煤的使用范围，除工业园区、城镇集中供热在超低排放前提下允许适当使用，偏远落后山区允许民用外，其他区域要高标准执行对煤炭燃用的限制。
四是燃煤电厂降碳减污工作须加速推进。在风电、光伏发电快速增长的加持下，要做好燃煤电厂的集中调度调控，消减燃煤发电量。
五是要严格有序控制煤炭产能增长，提高煤矿生产的生态环保门槛、产品质量门槛。
“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，不仅有助于减少煤炭使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，改善空气质量，还能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，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。”姜耀东说。
实现全过程清洁高效利用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。
当前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呈现何种新特点？
《2023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年度发展报告》认为可归纳为“三高三低”，即高效率、高品质、高循环，低消耗、低污染、低碳排放。
该报告指出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范围是全面和系统的。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，而是包含洗选加工、直接燃烧发电和供热供暖、煤化工深度转化、煤基新材料、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、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专业和多领域，必须全方位综合统筹。全过程、全要素的清洁低碳利用，离不开各方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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